民营医院,怎么就搞不好?-凯发会员官网
阅读提示:中国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良莠差别显而易见,很多人以为,这种差别是医院公益性还是营利性的差别造成的,但事实上,原因并不在此。
记者|黄 祺
魏则西的经历激起广泛的同情,与中国民营医院多年来不良的声誉有很大关系,当大家得知魏则西接受治疗的科室由民营医疗机构承包时,这些医院“唯利是图”的坏印象更是得到了“印证”。
最近的二十年,中国民营医院数量在快速增加,但量的提升并没有带来质的提高,除了极少数几家民营医疗机构走上良性发展道路,大多数民营医院依旧在低水平经营。
有一个数字,超过大多数人的猜测。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截至2015年2月,全国有公立医院13302家,民营医院12745家。也就是说,民营医院数量,几乎要占到中国医院总量的一半。2006年,中国民营医院的数量只有现在的一半左右,这五六年中,民营医院数量以每年15%的速度增加,直到如今从数量上占中国医疗机构半壁江山。
但,数量的增长并没有什么用,当我们自己要就医时,还是不会首选民营医院。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2013年,民营医院诊疗人次为2.87亿人次,占总量的10.1%,公立医院占了绝对的多数。这一年民营医院的住院人次为1692万人,占总量的12.8%,同样是少得可怜。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民营医疗机构不仅数量多而且品质高,往往最顶尖的医院,是民营医院。美国最著名的三家肿瘤医院——md安德森癌症中心、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梅奥诊所中,后两家都是民营医院。在台湾,民营的长庚医院,也是一家规模大,发展得很成功的医院。
相比之下,中国民营医院用了20多年时间,却怎样也“搞不好”。中国民营医院“搞不好”,与自己的先天不足有很大关系,但同时,也不能忽略民营医院生存环境的严酷。
一个个体事件,可能会引起重大的政策改革,当年孙志刚事件带来的收容制度废除,就是一例。魏则西的遭遇,希望能换来更多的改变。
揭开科室承包猫腻
中国多数民营医院规模小、品质差,且二十多年来没有太大改观,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魏则西事件,只是再一次揭开了早已存在的疮疤。
“先天发育不良”,是中国民营医院起点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1万多家民营医院中,属于莆田系的约占八成。
上世纪90年代,莆田商人最先嗅到了办医院这个巨大的商机,但这些早期的投资人,不仅没有医学背景,甚至文化素质也不高,他们把办医院看做与开酒店没有太大差别的生意。
从皮肤病、性病开始,莆田投资人白手起家,创立了最早的一批民营诊所。随着投资能力越来越强,莆田系开设的医院规模也开始扩大,医院科室逐渐向不孕不育、医疗美容、胃肠道疾病这一类对技术要求高一些的专科发展。在这些良莠不齐的医院中,为了赚钱而违背医疗规范的事件时有发生,患者不但遭受经济损失还延误了治疗时机。但中国人多地广,尽管口碑不良,不少医院还是活了下来。
最近十年,一些莆田投资人有了更加大胆的尝试,他们将干细胞治疗、免疫治疗等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新技术,作为自己经营的“特色产品”。与过去那些“治不好也治不死”的疾病相比,新技术面对的常常是难治或者生存希望渺茫的患者,但对于经营者来说,两者风险没有太大区别——钱收了病没好,不是我的错。
按照财新网的调查,魏则西接受治疗的科室,正好就是这样一个由莆田系投资人经营的科室。据报道,魏则西曾就诊的北京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肿瘤生物治疗中心,被曝与莆田系陈新贤、陈新喜兄弟的上海康新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柯莱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有合作关系,疑是陈氏兄弟的承包科室。
据中国军网报道,武警部队对“魏则西事件”高度重视,5月4日已组成工作组进驻武警二院。有关领导表示,将全力配合国家卫计委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调查,对发现的问题将依法依纪严肃查处,绝不姑息迁就。
此前一天,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联合对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进行调查。
早在5月2日,位于武警二院住院部一楼的生物诊疗中心已经停诊。5月4日,武警二院全面停诊接受调查。
中国军网发表评论指出,有了问题就要敢于承认问题,有了毛病就要认真改正毛病,谁出了问题谁就要承担责任。受到整治的绝不会只是这一家军队和武警医院。相信军队相关部门一定会正视这些问题,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在全军范围内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清查整治,从制度机制上拿出解决办法,彻底根治与地方医疗合作中出现的问题。
这一次整肃,军方表现出极大的决心。有北京媒体报道,一名自称是原上海康新公司大区经理的陈元发,在网络上曝光该公司与全国100余所医院合作,其中部队医院共80所。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新闻门户网站中国军网转发了这条新闻。
“劣币驱良币”的市场
莆田系民营医院并非第一次遭遇危机。
2000年左右,职业打假人王海针对莆田系医院打假,引起舆论和卫生部门的关注。2000年,国务院发布禁令,政府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与其他组织合作营利性科室。当时,陈新贤联络的十余个科室遭到清退,莆田系遭到比较大的影响,一些大家族转战海外。但几年后,莆田系重回国内市场,此轮投资和新建医院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之前。新投资的医院比早期医院有所改进,但混乱现象依旧普遍存在。
与其他莆田系投资人不同的是,陈新贤学医出身,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是不多的有医学背景的投资人。据报道,陈氏兄弟与其他莆田系投资人交往不多,因为专业出身,获得了同乡们特殊的尊敬。陈氏兄弟是最早与军队医院开展合作的莆田投资人,但多年来行事低调,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可以说,陈氏兄弟是莆田投资人中行事“规矩”的一类,但就算是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投资者,最终也还是未能避免越过雷池。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教授蔡江南,多年关注民营医疗发展,在他看来,中国民营医疗的问题,除了“先天不良”,也是后天环境限制的结果,政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状况。
与数量上占半壁江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医院的诊疗人次和住院人次,这两个数据都只占总量的10%左右,民营医院所占市场份额只有11%-12%。对此,我们有直观的感受: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亲朋好友,很少会去民营医院看病,我们平常看到的民营医院,常常是门可罗雀。
为什么民营医院缺乏吸引力?原因很简单:没有好医生、技术信不过。然而,要问民营医院为何没有好医生、技术信不过,就不是那么容易回答。
蔡江南教授认为,中国民营医院生存空间狭窄,各种不必要的限制太多,这些限制带来的结果是,循规蹈矩的医院无法生存,违法违规的才能营利,于是,市场上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蔡江南表示,政府行政部门通过七个工具来实现对医疗资源的行政化垄断:准入、规划、编制、评级、科研、医保、定价。“行政部门控制医疗资源的关键就是对医疗核心资源,即医生的控制。只要医生成为行政化垄断的对象,整个医疗资源便成为行政垄断下的囊中之物。”
由于这种垄断,一方面,公立医院服务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民营医院没有好医生,无法吸引患者。
魏则西事件中的主治医师李志亮,被包装为一位名医,宣传资料说他是中国肿瘤生物治疗协会副会长,毕业于东南大学医学院,从事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和研究工作逾40年。自1990年起,他在国内较早从事研究生物免疫治疗技术,至今已累计成功治疗患者15000多例,治疗效果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但是,媒体的调查发现,找不到证明李志亮身份的依据,业内专家,也从未听说过此人。李志亮资料中声称的他的专业论文,媒体调查后也发现并没有他的署名。
目前看,李志亮的身份可疑,但正是这个医生,向魏则西承诺“有效率百分之八九十”,“保二十年没问题”。魏则西事件发生后,有网友总结,口若悬河地承诺治疗效果,是一些民营医院医生最大的特征,而接受正规教育的医生,保守严谨。可是,好医生大多不愿选择到民营医院,形成了民营医院无法良性发展的死结。
管太多与管太少
中国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良莠差别显而易见,很多人以为,这种差别是医院公益性还是营利性的差别造成的,但事实上,原因并不在此。
蔡江南教授说,中国的公立医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益性医院。“真正的公立医院,应当主要依靠政府经费,对病人实行免费或低价服务。我国公立医院90%的收入靠病人和医保收入,只有10%的收入来自政府经费。这样一种收入的结构和国外的民营非营利医院并无区别。”中国公立医院的含义,是政府直接管理的医院,这种管理深入到干部人事的任免、规划、经营等等具体的事务上。
而对民营医院,主要的管理方式是市场准入,在准入时,限制很多。蔡江南教授说,“在市场准入和规划时,行政部门就已经将民营医院排除在大门之外,即使允许你进来,也让你处于一个竞争的劣势地位。”
一旦获得准入后,民营医疗机构受到的监管又很少,夸大宣传、虚假宣传、过度治疗、违规诊疗等现象层出不穷。一些更加恶劣的医院,甚至故意误诊、采用非法材料。在整形美容领域,不少患者在民营医院接受注射,但注射物质却来路不明。健康遭受损害后,这些患者又到正规医院就医,试图补救已经损毁的健康。类似的现象,已经存在多年,主管部门的监管,显然还远远不够。
蔡江南认为,目前医疗系统的管理方式,距离“精细化管理”还有不短的距离。“从现在行政手段管理,到全行业的监管,行政部门还需要学习,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卫生行政部门,也有自己的尴尬。魏则西事件涉事的医院,就不在卫计委的管辖范围之内,投资人看到了管理的真空地带,为违规诊疗找到了经营空间。
蔡江南一再强调,经营混乱、唯利是图,并不是民营医院的资本性质造成的,如果竞争环境公平,监管制度完善,民营医院应该更加具有发展活力。他认为,理想的医疗市场格局,应该是社会化非营利医院站主导地位。“社会和市场无法经营的医院,办成真正的公立医院,公立医院数量不需要多,主要依靠政府资金支持。比如传染病医院、精神病医院、军队和退伍军人医院,以及贫困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医院等等。”
社会性非营利医院的收入主要来自病人、医保和社会捐赠,政府也可以通过一些项目进行补偿,例如对医院科研教学的支持,对基本建设项目的支持等。事实上,对比这些特征,现有的公立医院,其实基本是非营利医院的性质,区别仅在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对公立医院影响很大。
至于营利性的民营医院,则应该提供多元化的医疗服务给那些愿意付费享受特殊医疗服务的人。
要实现这种理想的结构,首先要放开对医生的执业束缚。“实现医疗资源社会化的最重要途径,是将医生转化为独立的自由行医主体,而非医院的雇员。”从去年开始,北京市在政府文件中,就提出逐渐收回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编制的设想,今年3月,北京市政府印发《北京市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其中明确提到探索实行医务人员不纳入编制管理。
可以想象,很多人对失去编制,有比较大的抵触。去年北京一家媒体对公立医院近100名医护人员进行调查,其中76%的调查对象认为编制很重要。尽管存在阻力,但医疗人才的市场化,是一个趋势,只是实现早晚的问题。
洗牌和变革契机
政府高层的制度框架中,其实早已将扶植社会办医,作为长期目标。
2009年,“新医改”出台《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其中包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2013年,国务院再次发布《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通过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优化医疗服务资源配置等,来大力发展医疗服务,并提出了引入社会资本办医的具体政策措施。今年,国务院明确指出,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医养结合机构以及老年康复、老年护理等专业医疗机构。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家庭。
利好政策一个接着一个,但现实中的落实,却遇到了困难。《中国民营医院发展报告(2015)》认为,目前大多数地方的区域卫生规划中,没有或者较少为社会办医预留空间,区域卫生规划对社会办医进行前置审批、限制外资在合资合作医疗机构与的持股比例。在设备准入、科研立项、职称评定、医保定点以及税收、用地等“国民待遇”的问题上,民营医院都处于弱势地位。
近几年,一些合资民营医疗机构、莆田系医院,也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无论品牌的影响力还是经营情况,都步上正轨,但民营医疗机构整体状况,还是没有太大改变。
魏则西事件,再次给莆田系及整个民营医疗行业造成压力,压力之下,也许会带来新一轮的市场调整。
5月4日上午,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了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科室管理和医疗技术管理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立即组织对辖区内医疗机构违规出租或变相出租科室、违规开展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的情况开展全面清理,积极配合工商部门查处违法发布医疗广告的行为。
主管部门的清查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可能会让部分劣质的民营医院遭遇生存危机,而已经走上正轨的民营医院,则可能获得更多的市场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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