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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8月24日,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正式挂牌,标志着陆家嘴金融城的管理部门,正式由政府机构转变为“法定机构”。
记者|阙 政
上海,浦东新区,一块31.78平方公里的热土——从前,这里是全国知名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如今,她已实现了从国家级开发区到金融城的华丽转身。
和蜚声国际的伦敦金融城、纽约曼哈顿相似,这里是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随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扩围,越来越“高大上”:截至目前,陆家嘴持牌类金融机构约占浦东新区90%、上海市60%;拥有证券、期货、钻石、石油、金融期货等要素市场13家;私募证券、股权投资、融资租赁等新兴金融机构5000余家;金融从业人员20余万,约占上海金融从业人员的60%。2015年,累计吸引内资3386.41亿元,同比增长381.49%;吸引合同外资58.10亿美元,同比增长175.36%……
今年6月21日,浦东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促进和保障陆家嘴金融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意成立“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8月24日,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正式挂牌,标志着陆家嘴金融城的管理部门,正式由政府机构转变为“法定机构”。今后,金融城内企业、金融监管机构、政府部门等,都将在这个平台上共同论道,商议决策陆家嘴金融城的公共事务,力争让未来的陆家嘴金融城可以与伦敦金融城、纽约曼哈顿相媲美。
用“法定机构”吸引一流人才
政府体制改革,一直是近年来的重头戏,但这一次陆家嘴金融城的管理体制改革,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体制改革相比,有着独具特色的创新之处——首先,它亮出了“陆家嘴金融城”的名片,将发展目标向全世界知名的伦敦金融城、纽约曼哈顿看齐;其次,它在中国内地首创了企业化组织的“法定机构”运作模式。
以往,在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下,公共管理机构服务企业、服务市场的手段可能相对欠缺,对市场的敏感度也比较低。有鉴于此,发展局在全国率先以企业法人的形式登记注册成立,灵活的运作机制确保了从“管理”到“治理”职能的转变,使得“企业化组织”成为了发展局的一个鲜明特点。
上海城市创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任新建告诉《新民周刊》:“金融城发展局不列入政府部门序列,而是以企业法人的形式,登记注册创设‘法定机构’,这是在借鉴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法定机构’核心理念的基础上,全面实行现代企业法人治理模式,从而可以在以机关和事业单作为主要的公共管理服务机构背景下,为区域公共治理模式创新,另辟蹊径、探索新路。”
不仅如此,使用企业化的组织形式,还能够建立起市场化、能力导向的用人机制和薪酬体系,通过市场化选聘,面向全球公开招聘金融、航运、贸易等行业发展和金融城运营管理、品牌推广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局长王华最近正在忙着招纳贤士,在他看来:“市场化选聘机制能够找到相应的人才,尤其是像陆家嘴这样,对标的是世界一流金融城,人员的素质要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
今年7月,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委托国际著名猎头公司——万宝盛华人力资源集团,正式发布面向全球招募相关管理岗位的招聘公告,共计收到国内外1300多名专业人士投递的简历,为建立一支一流的国际化人才队伍打下了基础。
据悉,发展局不仅在人才招募上花了大力气,对于人才入职后的内部管理和激励机制,也有全方位的考量。“我们已经委托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帮助我们做整个的市场化考核机制。让普华永道用目前能够对应的成本和目标,制定了一个更有效、更合适,更能激励员工积极性的机制,从而通过市场化机制为金融城企业提供一流的专业化服务。”王华表示。
让企业从“参与者”变身“主导者”
8月24日的挂牌仪式上,亮相的不仅有金融城发展局,还有第一届陆家嘴金融城理事会——包括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内,共有26家常务理事单位和124家理事单位。
第一届常务理事单位代表、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黄红元说:“陆家嘴金融城理事会成立,大胆探索并创新实践业界共事模式,为我们搭建了一个能够释放力量、共同参与金融城治理、竭力推动金融城发展的开放平台,充分展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和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将陆家嘴建成国际一流金融城的决心,也充分体现了对市场、对业界的信任。实行业界共治,我们深感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参与业界共治,我们倍感荣幸、充满期待。”
和“法定机构”一样,“业界共治”也是陆家嘴金融城的“首创”。“‘管理’和‘治理’仅一字之差,但从本质上讲,却有着明显区别。”一位政府体制改革领域的专家告诉记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管理’基本是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市场和社会作为接受管理和服务的对象,只是被动的主体;而‘治理’尤其是‘公共治理’,更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互动,市场和社会也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作为接受管理、接受服务的‘被动对象’。引进‘业界共治’这一理念,不只是比以往多了一个意见传输的平台,而是形成了一个制度化的表达渠道,让听取企业意见成为一种制度和规则,把原本‘内循环’的公共政策,交给业界一同参与决策。这么说吧,从前,企业是参与者,如今,它们更是主导者。企业的身份、角色和作用发生变化,才是‘业界共治’的最大意义。”
在我国,社会领域、行业领域的自治和共治已有一定探索,比如社区自治、行业自治、社会共治等等。但是在一个完整的开发区范围内,构建由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多元参与的公共平台,将来源于重点企业和行业组织的业界代表吸纳到区域公共治理,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单位中,有来自陆家嘴重点企业、行业组织、楼宇业主,其中业界代表占比90%以上、外资机构占比30%,这既是陆家嘴金融城国际机构高度集聚、国际化金融市场体系日渐完善的充分体现,也表明了管理局希望通过吸收更多国际机构参与“业界共治”,加快推进陆家嘴金融城与与国际市场接轨步伐,提升陆家嘴金融城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坚定决心。
“目前金融城集聚了3万多家机构和企业,22万多金融从业人员和行业精英,业界代表占比超过90%,才能够真正代表业界,充分发挥理事会建言献策、参与决策的作用。”常务理事、中欧基金董事长窦玉明告诉记者,“企业本身就是陆家嘴金融城新型公共治理架构的主导者,而不是旁观者,我们在金融城公共治理工作中已经具备一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陆家嘴金融城理事会章程》明确了理事会的运作机制。理事会将定期听取和评议发展局年度工作,参与金融城发展规划、改革创新、营商环境优化、品牌推广等重大事项的讨论和决策。非理事单位,也可以参加相关专业委员会,从而形成更加开放的公共治理格局,各专业委员会的成员本身就是企业,它们可以随时向理事会提交、表达自身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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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月24日到9月24日,挂牌才一个月,发展局和理事会已经迅速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2016年9月6日下午,陆家嘴金融城与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在陆家嘴联合举办了“中国与国际资本市场融合圆桌会”——国际资本市场协会首席执行官马丁·谢克、英国伦敦金融城市长茅杰飞勋士、汇丰银行全球副董事长斯班塞·雷克,以及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众多大佬齐聚上海,就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融合展开热情洋溢的讨论。而上证所、交通银行等常务理事单位,上海清算所、中金所、浦发银行、华安基金、工商银行、人保资产等理事单位,也同时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国际资本市场协会首席执行官马丁·谢克表示,“中国的发展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亚洲、欧洲,全世界各地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而茅杰飞勋士作为第688届伦敦金融城市长,也很高兴地说:“我已经去了世界上很多的城市,南美、非洲、中东都有,但是和上海这样的体量相比,真的不是很多。”在他看来,英国脱欧之后,“我们认为和上海这样的城市,以及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之间加深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和其他的金融市场进行双向的对话,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展出创新的想法和新的关系。陆家嘴金融城也是我们最好的、最强有力的凯发会员官网的合作伙伴之一。”
此次圆桌会,还推动了金融城与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从交流互访、品牌推广、市场建设等多个方面,开展磋商和协作,这都将成为未来实施具体举措的载体和平台。据悉,英国政府对于这次圆桌会的成果也非常重视,这份合作协议,有望成为推动中英经济合作的重要抓手。
圆桌会之外,发展局和理事会还办了许多实事。“比如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我们积极推进了‘小陆家嘴区域东亚太平地块公共空间提升’项目,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充分发挥业界共治的机制优势,促成理事会成员单位,特别是相关常务理事单位共同协调、共同参与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全过程。再比如,我们与理事单位——全球另类投资协会合作举办了‘外资管理人私募业务研讨会’,广泛听取了外资资产管理机构的发展诉求,较好地促进了业界之间、业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王华表示。
“陆家嘴金融城名校直通车”项目已经开展了多年,一直都受到各大用人企业和高校的广泛欢迎。今年,包括但不限于理事会单位在内的数百家金融机构、数千个岗位,一同联合起来,到全国的主要高校招聘人才。“直通车”还计划直接开到英国伦敦,目前已收集了一批金融城机构对海外人才的需求,准备通过双城联动伦敦办事处做推荐,运用互联网手段创新招聘方式,有效对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人才需求。与此同时,陆家嘴金融城还组织了金融城内相关金融机构的10余名高管,与伦敦金融城联合举办了“陆家嘴金融城金融精英伦敦实训”项目,10天内拜访了12家机构,沟通对接,从而实现互相了解,共同寻求合作商机,增进市场交融。
未来,陆家嘴金融城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将是构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的内涵建设,不断增强陆家嘴金融城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最终打造成为与伦敦金融城、纽约曼哈顿并驾齐驱的国际一流金融城和全球最佳cbd。
链接:伦敦金融城
伦敦金融城(the city of london)也被称为“一平方英里”(square mile),是大伦敦32个郡中最小、最古老的一个郡,面积2.6平方公里。
伦敦金融城以其国际性金融机构的集聚度、金融市场的活跃性及其特殊的治理模式,获得了很高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是世界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世界500强企业中,有75%的企业在金融城设了分公司或办事处,约500家各国银行在此经营,金融城内有大约40万左右的从业人员和1万居民。
伦敦金融城政府的职责,是要确保金融城能够持续繁荣、巩固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金融城作为一个郡,与英国其他的地方政府相似,实行议会选举基础上的地方自治。地方权力机构包括市政厅(the court of aldermen)和政务议事厅(the court of common council),由选举产生。伦敦金融城分为25个选区,由企业和居民代表两类选民选举产生100名普通议员及25名市政厅议员。选举不带有党派色彩,议员也不领取薪水。由于四分之三的选民来自企业,选举结果更能够代表金融城内广泛的业界利益。
伦敦金融城市长(the lord mayor)是金融城的领导者,通过选举产生(一般是市政厅议员),领导市政厅和政务议事厅,任期一年,不领薪水。政务议事厅下设若干委员会,由各选区的议员和行业代表组成,如政策资源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等。具体运作通过市政局(the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下设的不同部门实现(经济发展部为其中重要部门),政府由领薪水的首席执行官负责日常管理,共有3500名工作人员和1000多名警察,每个部门由高管向相关委员会报告工作,委员会内的议员再向政务议事厅汇报。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新加坡的法定机构有与香港法定机构不同的地方——新加坡不少法定机构在政府职能部门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此时还尚未承担政府职能。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情况就是这样。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是依照新加坡国会通过的法案,成为贸工部管辖之下的十个法定机构之一,前身是新加坡工业促进委员会,由于其本身局限性,当时的财政部长于1961年4月提出建立经发局的法案。同年8月,该法案通过,新加坡工业促进委员会停止运作并将其全部职能转移到新成立的经发局。
现在的经发局,既隶属于贸工部,又相对独立,有自己的董事和总裁。它的董事会并不享有政府部门的法律特权和豁免权,但在政策方面享有更大的自主权。董事会成员在法律上不属于公务员,但由于他们拥有法定的管辖权,因此他们的账户必须受到审计,并且董事会的年度预算和财务报表也要上交国会。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同样采取企业运作模式,一般要自负盈亏,盈利可以用于进一步的投资。经发局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获得和处置财产。其经费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通过向公众或商业机构出售产品和提供服务来获得资金;二是政府为购买法定机构提供的服务所支付的代理费和援助金。当法定机构不能做到收支平衡时,其亏损可由新加坡政府财政提供的低息贷款来弥补,从而帮助他们拓展业务。
由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属于法定机构,不属于政府序列,因此它的雇员不按照公务员系统来进行管理,也不需要由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来录用和选拔。与此相对应的,经发局雇员的薪水等级、工作年限、服务条款,以及晋升和奖惩制度等方面的规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香港贸易发展局
香港贸易发展局(hktdc)成立于1966年,是专责推广香港对外贸易的法定机构。为促进本地区对外贸易发展、帮助本地企业成长和实现国际化而设立,其任务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
贸发局的主要职能是为香港企业创造商机,促进香港的对外贸易,推广香港的产品和服务。主要任务是为企业提供可靠的全方位服务,特色服务包括:每年举办的超过30个世界级国际贸易展览会,贸发局开发的电子商务平台,与香港贸发局各种展览会相配合的企业产品杂志刊物,贸发局举办企业家培训课程和研讨会,贸发局经贸研究部门提供的“最快、最准”的市场情报信息,以及向中小企业提供的专业而实用的个别商务咨询服务等。
香港贸发局理事会是该局的最高决策层,由19位成员组成,包括香港工商界代表及政府高层官员等。理事会负责策划及监督本局的运作和全球推广活动,同时监督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营运。现任理事会主席为罗康瑞先生,他受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委任,于2015年6月1日起出任该局自1966年成立以来的第九任主席。香港贸发局的日常运作由总裁方舜文女士领导,并向理事会负责。在理事会之下,设有商贸配对服务部、企业推广部、展览事务部、国际推广部、制造业拓展部等11个部门。
20世纪中期以来,“法定机构”逐渐成为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控制政府规模,扩大政社互动、提高行政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抓手和改革重点。以香港为例,香港特区共有230个左右法定机构,贸发局就是其中之一。法定机构的最大特点,就在于通过企业化经营方式,发挥灵活自主的人事、财务等制度优势,构建具有独立性、专业性、高效率和成本效益分析观念的公共机构。对雇员聘任、财务开支、对外投资等拥有较大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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