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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片”谢幕 “华语片”登台-凯发会员官网

日期:2017-06-28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坦白说,磨合期的合拍片,简直像同时打开了国语音轨和粤语音轨,夹缠不清的双声道,对创作者和观众来说,彼此都是一种折磨。好在,经历过盲目的蜜月期、磨合期,敏感而擅长表达的香港电影人们,经过多年的浸淫,终于拍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华语片”,不再局限于香港故事。
 
记者|阙 政
 
       说起“港片”,恐怕最有感触的莫过于70后和80后——小马哥用美元点燃嘴里的一支烟,阿飞的镜前独舞,聂小倩的幽幽一回头,黄沙大漠里的一间客栈,甚至是嘉禾那掷地有声的片头,昏暗的录像厅里一双双圆睁的双眼……都已经被岁月定格,铸成了我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若问港片当年到底有多火?正如粤语歌《你是八十年代》中所唱:“你是潮流和营养,为世上带出偏锋新方向;你为顽童们而战,共往日那些保守党打仗……全球被你轰动,全球被你感动。”
尽皆癫狂,尽是过火
 
  说起香港电影的风格,大卫·波德维尔的一句点评总被拿来反复引用:尽皆癫狂,尽是过火。
  从1985-1995年,堪称是港片的“黄金十年”,每年几百上千部的产量,卖埠卖到全东南亚,那时的港片有多威风,看看它层出不穷的类型片浪潮就知道:
  1986年,《英雄本色》横空出世,带动了警匪片热潮,自此以降,《喋血双雄》《纵横四海》《龙虎风云》《监狱风云》《旺角卡门》《放逐》《无味神探》《警察故事》纷纷粉墨登场,为香港影坛产出了几个最出名的“警察”:一个是根红苗正的前警司陈欣健,放着警司不做,辞职跑去拍电影,在电影里演警司;一个是自己都不知道演了多少次警察的李修贤,难得演一次悍匪,都会被记者问:你是在演卧底吗?再后来,成龙也因《警察故事》系列红上加红;梁朝伟的《无间道》故事里,最著名的台词也是:我是一个警察。
  那时的警匪片,涉案金额动不动就是上百万——对当时的大陆人民来讲完全是个天文数字。小小的我,每次看到这种百万情节,也都会一厢情愿地脑补:大概港币和人民币的汇率是10比1吧……直到开放自由行之后,才发现其实汇率是1比1.1……
  近年来,随着“涉案剧”的解禁,大陆影坛也出现了像《扫毒》《湄公河行动》《非凡行动》这样的佳作。但如果你回过头再看看香港30年前拍的这些警匪片、卧底片,会发现该有的早已经都有了。
  又比如赌片:各种神乎其神的雀牌技艺、出千秘门,被鼎盛时期的港片一再揣摩、宣布、发扬光大。高手名录从上世纪70年代的谢贤、陈观泰到80年代的周润发、万梓良,再到90年代的周星驰。《赌神》《赌圣》,以“赌”为名的影片在香江可谓自成一派,独开类型先河。
  武侠片更是地方一霸,从邵氏就开始的武侠片潮流,又相继发展出了胡金铨的诗意武侠、徐克的浪漫武侠,高手也从独臂刀王王羽、侠女惠英红,变成三少爷尔冬升、黄飞鸿李连杰……说真的,那时候的香港大明星,有哪个没经过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的“洗礼”呢?尽管过程也是非常艰辛的——比如尔冬升就很委屈地说过:“我入行的那个年代刚好是武侠片当道,但是当武打明星对我来说很乏味的,尤其是演大侠。大侠能干什么呢?无非就是摆个很酷的样子,没有什么发挥。我其实很新潮的,学打鼓,玩乐队——到了片场却要拿把剑……”林青霞也在拍摄《白发魔女传》的休息间隙对张国荣落过泪:“一把年纪了还吊在威亚上飞来飞去……”
  火的不只是类型片,还有大大小小的制作公司,老老少少的电影人。嘉禾、邵氏、新艺城这样的航母旗舰就不用说了,许多更加私人化的电影公司也都各有所长——比如杜琪峰的“银河映像”,一向都那么“超乎想象”;又比如曾志伟、陈可辛等人的“ufo”,以都市轻喜剧叫好又叫座,拍出过《风尘三侠》《金枝玉叶》《甜蜜蜜》这样的经典。当年的“新艺城七杰”——黄百鸣、麦嘉、石天、徐克、施南生、泰迪罗宾、曾志伟的创作故事也始终广为流传——几乎每个晚上七杰都在美孚的小公寓里谈剧本,这种工作氛围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而“录像厅”,几乎就是当时大陆文艺青年能接触到港片的唯一场所。在那里,我们开启了自己的迷影时代,也是在那里,我们认识了影响自己一生的男神、女神——张国荣、周润发、梁朝伟、刘青云、黎明、周星驰、钟楚红、张曼玉、林青霞、邱淑贞、周慧敏……给多少流量鲜肉、人气小花,都不换。
 
香港电影潜水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输出影片数量仅此于美国,并一直雄霸东南亚。和如今好莱坞席卷全球大趋势不同的是,彼时在港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其受众并不能超过本土作品。吴宇森、于仁泰、陈可辛、徐克等知名导演更勇闯好莱坞拍摄西片。
  1993年,《我的1997》响彻神州,民谣歌手艾静反复咏唱的那句:“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满载了大陆心声。在举国谋求合作的观望中,本土意识强烈的香港电影人,则开始了他们对“九七焦虑”的表达。
  陈果拍摄于1997年的《香港制造》,乃至后来的《榴莲飘飘》《香港有个荷里活》,共同构成了著名的“香港三部曲”。他几乎同时期的《细路祥》《去年烟花特别多》中,也不少见偷渡赴港的大陆居民生存状态。王家卫的同志电影《春光乍泄》会被影评人直接解读为政治三角。银河映像的惊悚片《恐怖鸡》,同样拍摄于1997年,直白露骨地表达了香港人怕被取代的身份迷失。
  就在艾静歌声回荡的1993年12月,香港电影界还组织了一个40人的代表团访京,探讨九七后香港电影的发展。成员包括片商、院线,以及梅艳芳、梁家辉等知名艺人。当时的重要主题,包括“创作自由,拍片题材不受管制,可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国际影展”等。有种“不期合作有功,但求马照跑舞照跳”的意思。
  然而没想到的是,随后三四年间,港片产量急遽下降,传统市场惊人萎缩。“台湾市场名存实亡,韩国与泰国则只垂青动作片,只有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对港片依然兴趣未减。”黄百鸣的《家有喜事》本是家庭题材的贺岁喜剧,为了迁就韩国市场,硬生生加拍一场张国荣与周星驰的枪战戏。徐克的《满汉全席》,同样为法国上映版本多加一场赵文卓与熊欣欣的拳脚对战。
  即使如此,仍然无法改变外销市场的大萧条。另一方面,本土市场同样难以成为票房支柱。据统计,1988年,香港本地电影票房约为6600万,到1993年跌至4400万,1996年更只余2200万,8年间缩水多达2/3。次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江,影业更是雪上加霜。
  从前,舆论一直认为金融风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如今,这样的说法已被不少电影人及研究者推翻。许鞍华就曾直言:“港片低迷的主因,其实是被长期得天独厚的旺势宠坏了,过去粗制滥造,人人都可以做导演,黑社会也因为有利可图而开戏,太多人浑水摸鱼。”研究者钟宝贤则称,“热钱来得太快,市场严重超载。”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香港,一个导演往往同时拍着几部戏、演员身兼三四组是常有的事,快手的编剧3天就能完成一个剧本——繁华背后,恰恰孕育着最致命的危机。
 
合拍远不止20
 
  潜水的港片如何再次冒头?大家都想到了一个词——合拍。
  其实陆港两地的合作,远不是从香港回归的1997才开始。早在1930年,大陆电影公司已经南下,长城、凤凰、新联电影制片公司,曾经为港片远赴大陆取景,后来还建立了“银都电影”,凭借大陆背景拍摄过一些实质意义上的“合拍片”。
  到了1978年,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次年起,凡进入大陆拍戏均需与合拍公司签订合同(“银都”可免此中介),合拍公司在确认对方资质、拍摄内容、合作形式及利润分配后,联系大陆电影制片厂,以联合摄制、协作摄制或委托摄制三种模式进行合作,为合拍片在大陆的发行开启了第一道门。
  不过,统计数据显示,1979到1989的十年间,陆港合拍片数量从未超过个位数。直到1989年,台湾允许台商赴大陆拍摄外景,大陆演员参演的电影也获准在台湾地区上映。两岸三地阻隔多年的影业渠道初一打开,即刻引发台资加速涌港——台湾出资、香港制作、大陆拍摄的合作模式日渐稳固。从1990年开始,陆港合拍片有了起色——我们如今所熟悉的经典,有不少即来自这次合拍热潮:《霸王别姬》《风月》(汤臣影业);《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年代影业);《新龙门客栈》(潇湘电影制片厂)、《黄飞鸿之狮王争霸》《宋家王朝》(北京电影制片厂)……
  从1979到1997香港回归前,不算协助拍摄,两地合拍片总数约为200部,并在1993年达到42部的峰值。
  许多商业触觉敏锐的电影人,早在1990年代初,内地电影体制从“电影拷贝统购统销”变为“票房分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拓展内地市场,黄百鸣就是其一:1995年,他拍摄了根据梁凤仪小说改编的《昨夜长风》,接着是《我要活下去》《拥抱朝阳》——都是文艺片。为什么当时要选文艺片呢?因为文艺片在内地比较容易通过。他当然也想过把自己招牌的“喜事”系列引进内地,但《家有喜事》没有通过。“因为它的笑点是在当时看是有‘问题’的。”黄百鸣说,“我到北影去开了几次会,还是没法合作成功。而且审批的时间很长,我们很赶,要在贺岁档上映。所以我等不及,只能放弃。”而当时的内地电影市场,距离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开启“贺岁片”概念,还有一年多。
“我们要拍华语片”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年,大陆的银幕数与人口数比例为1比12万,跟同时期美国的1比0.8万放在一起,差距大,空间更大。12亿人口的消费前景,令香港影界满怀期待。
  2003年6月,关键性的时刻来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正式签署。按照文件规定,纯港片在大陆发行将不再受到配额限制(此前港片在大陆公映仍作为进口片处理),两地合拍片可视为国产片在大陆发行。但作为限制条件,文件也要求大陆演员在合拍片中所占的比例不得少于总数的1/3,并且影片情节多少要与大陆相关。
  自此,合拍片一举成为大陆电影制作的主流。陆港两地合拍片在大陆所有合拍片中所占比例,几乎每年都在70%以上。次年,黄百鸣投拍徐克的《七剑》,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内地征程。“以前我是拍香港电影,现在变成另外一个天地——我们拍华语片。”
  合作中的双赢显而易见。
  一方面,电影投资问题大举得解,大陆不仅钱多、人多,还兼地大物博,对于一直以来都试图以新鲜环境突破固有格局的香港电影人而言,创作环境不再囿于片厂、港岛、西九龙,几十年来拍腻了的本地风物终于可以借三山五岳来“搞搞新意思”。
  另一方面,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香港现代娱乐工业的纯熟运作、对创作规律的一再总结和把握,乃至多年积累下来成熟的明星制度,都不失为大陆制片方取经之所。
  再说到明星制,无论是表面上的类型化包装,还是对演员这一资源的重视与培植,大陆相比香港都差了一大截。港片早就意识到“卡士”(cast)的重要性和号召力,以明星姓名来抢眼卖埠的做法相当普遍:李小龙电影、周润发电影、周星驰电影,甚至黄飞鸿电影——一个人往往就代表了一种电影类别,或英雄豪情、拳脚功夫,或无厘头搞笑、小人物悲喜,而这两者也恰恰是香港输出最多的电影类型。
  2006年6月,香港特区政府开始推行“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每年限额1000名,要求申请对象除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外,还需有社会影响力。此举一开,大陆不少知名艺人,如章子怡、周迅、张静初、秦海璐、汤唯、胡军、黄晓明等都申请到了香港身份证。
  第二波合拍热潮带来的成绩有目共睹:2000年,大陆电影总票房为8.6亿元;10年后的2010年,增长到102亿,每年至少有四成的票房是来自合拍片。
  率先来大陆拍摄《如果·爱》的陈可辛感叹:“合拍片是香港电影的唯一出路。”曾志伟也坦言:“两地电影界限将越来越模糊,香港电影会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
“国粤双轨”的痛苦磨合期
 
  不过,出路找到了,新的问题也来了:合拍之后,港片还存在吗? 曾经的“九七焦虑”“自由焦虑”,到此时,都变成了市场教育。马照跑舞照跳,港片也可以照拍,但想要博得更大的市场,就必须遵守新的游戏规则。
  画皮容易,换心难。
  如何形容港片的心?美国电影研究者大卫·波德威尔那句著名的“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实际上原本出自《纽约时报》某影评人对早期某部香港功夫片的怨言。但是大卫写道:“当年的辱骂,竟变成今天的荣誉标记。那些张狂的娱人作品,其实都饱含出色的创意与匠心独运的技艺,是香港给全球文化最重大的贡献。”在他看来,“港片敢于破格,技巧纯熟,诉诸情感亦坦率直接。因而赢尽全球观众的欢心。”
  电影艺术讲求独创性,但在港片,这几乎不成为问题。即使在最严苛的市场环境里,香港电影也同样容得下王家卫这样拍戏没有剧本、台词不知所云、故事基本没有、完全靠情绪靠氛围说话的电影人存在。
  但到了合拍时代,每个独特的香港导演似乎又重新变成学徒——交了不少学费,也拍了不少烂片。曾以《逃学威龙》《野兽刑警》等片闻名的陈嘉上,如今的《画皮》《画壁》《四大名捕》都叫人吃不消;徐克试图以《女人不坏》来接京城地气,却也难说服观众贡献票房,唯有凭《狄仁杰》《龙门飞甲》重回写意武侠;黄百鸣一年接一年拍他的传统“囍事”;王晶又拿《澳门风云》炒起了自己的冷饭……
  香港影人初来乍到,对两地文化差异无所适从。而他们的解决途径,则从最初的揣摩、试探,到试探失败后的一力迎合,终至退攻为守,重新玩起了自己掌握多年的题材和手法。
  坦白说,磨合期的合拍片,简直像同时打开了国语音轨和粤语音轨,夹缠不清的双声道,对创作者和观众来说,彼此都是一种折磨。
再度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好在,经历过盲目的蜜月期、磨合期,敏感而擅长表达的香港电影人们,经过多年的浸淫,终于拍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华语片”,不再局限于香港故事。
  比如陈可辛,当年初来乍到拍摄的《如果·爱》,其实是他非常抗拒的歌舞片类型,演员演着演着突然唱起来跳起来,他受不了。然后拍的《投名状》《武侠》,又是他当年极力反抗的武侠类型,却不得不为了讨好市场,“还是得飞,还是得打”,结果票房还失利。他曾经跟朋友诉苦:“在内地拍片好辛苦呀!每天有几百个问题等着解决,但我着实没有答案,忽然得了神经官能症”,逃回香港,不想再回去,“但看完医生拿了抗抑郁药之后还是回去了”。
  现在,他拍了《中国合伙人》,拍了《亲爱的》,还为新人导演当监制拍了叫好又叫座的美食轻喜剧《喜欢你》,终于回到他最喜欢的题材——友情、创业、理想、梦想,每个人成长的故事。他说自己“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一样,非常自由、舒服”。
  又比如杜琪峰,早在1978年,他已为拍摄处女作《碧水寒山夺命金》来内地取景。1996年,银河映像成立后的创业作之一《天若有情iii烽火佳人》,同样取景内地。但那一次的经历,却令他“非常痛苦”,苦于“内地从业者实在太不专业”,负气决定“以后都不来了”。直到现在,《毒战》《华丽上班族》相继问世,被影评人誉为:“《毒战》不是港影北漂,而是杜琪峰北伐!”
  9年前,尔冬升第一次去横店,为电影《功夫之王》,找正在那里拍《功夫之王》的成龙说戏。正值酷暑,40度的天,一走进树林里的摄影棚,活像是到了热带雨林。在巨大的山寨“秦王宫”里,他看到那些穿古装戴头套的人,想起从前拍古装片的经历,很快就打道回府了。但2012年,他再一次来到横店,为了拍《三少爷的剑》,却无心插柳,对那里的“横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采访横漂开始,一拍就是三年,最终拍出了《我是路人甲》。尔冬升说:“我喜欢拍平民题材,一直想拍一个接地气的戏。之前在广东的工厂观察过一些年轻人,他们去全国各地打工,生活压力很大,大部分人都不是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既看不到上升空间,也找不到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在那里找不到一个兴奋点,又不想拍非常沉重的戏,就放弃了。而横店的年轻人又和他们不太一样,让我很惊讶。”
  而王家卫的《一代宗师》,虽然拍的是广东武师叶问,但却颇有点“南北和”的味道,对武林南北的交涉与师承都广有涉及,颇显厚重。这个会讲上海话的香港人,接下来要拍的是上海爷叔金宇澄的《繁花》,不免令人非常期待。
  前不久,北漂多年的彭浩翔也交出了自己的最新作品《春娇救志明》——和系列中的第二部《春娇与志明》不同的是,这一部中没有大陆空姐杨幂、大陆商人徐峥,又回到了第一部,港男志明与港女春娇的纯粹——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合拍的方式,谁说合拍一定要讲大陆故事?回归多年的香港早已不再是大陆客眼中的神秘之地,观众对香港的风土人情,接受度那也是很高的。
  交出傲人成绩单的还有香港导演许诚毅——此前他一直在好莱坞做梦工厂的动画师,很多人未必知道他是香港人,其实他和陈可辛还是小学同学呢。许诚毅的《捉妖记》一经问世就连破纪录,最终以24.38亿的票房打破华语片以及引进大片在中国市场的票房双纪录——合拍片的未来,瞄准的还不只是国内市场,华语片再一次的西征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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